广东省涉企政策“一键通”在粤商通APP平台上线证券时报网讯，据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消息，为解决企业对涉企政策“找不到、看不懂”这一难题，2024年2月20日，由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广东省政务...
广东省涉企政策“一键通”在粤商通APP平台上线证券时报网讯，据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消息，为解决企业对涉企政策“找不到、看不懂”这一难题，2024年2月20日，由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牵头推出的广东省涉企政策“一键通”在粤商通APP正式上线，为企业知政策、用政策、享政策拓展了新渠道，为广大企业送上了新春涉企政策服务“大礼包”。
转自：澎湃新闻
2月3日，新华社授权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下称《意见》）。
《意见》提出，强化农村改革创新。在坚守底线前提下，鼓励各地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强化改革举措集成增效，激发乡村振兴动力活力。启动实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健全土地流转价格形成机制，探索防止流转费用不合理上涨有效办法。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健康发展，严格控制农村集体经营风险。对集体资产由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登记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名下实行税收减免。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农垦改革和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
1、随着全国高考试点改革的推进，上海、浙江、北京、天津、山东、海南等省份相继开始实行新高考政策。
2、年实行新高考的省份是黑龙江、甘肃、吉林、安徽、江西、贵州、广西。新高考模式的省份：2023年有14个省份采用新高考模式：浙江、上海、江苏、山东、福建、广东、海南、北京、天津、河北、辽宁、重庆、湖南、湖北。
3、截至2022年，已有21省市分4批分别公布了新高考改革方案，省份名单为浙江、上海、北京、天津、山东、海南、河北、辽宁、江苏、福建、湖北、湖南、广东、重庆、黑龙江、甘肃、吉林、安徽、江西、贵州、广西。
4、第五批新高考改革省份有山西、河南、陕西、内蒙古、四川、云南、宁夏、青海等8省份，采取3+1+2高考模式，不分文理科。
5、高考改革省份如下：第一批新高考省份（2个）第一批新高考改革省份有浙江、上海等2省市，2014年启动，2017年首届新高考，高考采用3+3模式，不分文理科，其中第一个3为语文、数学、外语，第二个3为3门选考科目。
6、广东、福建、湖南、江苏、湖北、重庆、河北、辽宁这些省份在2021年首次实行3+1+2新高考模式。
因湖北省的新高考为“3+1+2”模式，对于不提科目要求或者没有提出首选科目要求的专业，2024年会安排首选科目为历史类或物理类。除不限选科的专业，明确限定物理的专业占比高达94%，限定历史的专业占比近3%。
考试加分政策：根据国家的高考改革政策，湖北省可能会进一步减少和严格控制考试加分项目，优化招生项目范围。对于群众基础好、普及程度高、竞技性强的体育项目，可能会加大招生力度。
年高考新政策主要是强化了相关专业对高中学习物理、化学科目的基础性要求。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指引（通用版）》从 2024 年高考开始实施。
近年来，高考改革主要集中在试卷设置、科目选择、录取方式和评价体系等方面。例如，在某些地区已经实施了文理不分科的高考，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选择科目。
1、新高考3+1+2在不同省份的开始实施时间是不同的，在河北、辽宁、江苏、福建、湖北、湖南、广东、重庆，是从2018年开始实施的，2021年高考为新高考+1+2模式。
2、年4月23日，河北、辽宁、江苏、福建、湖北、湖南、广东、重庆等8省市发布高考综合改革实施方案。8省市均将试行“3+1+2”高考新模式，将从2018年秋季入学的高中一年级学生开始实施。
3、江苏新高考启动时间：2018年，执行时间：2021年，3+1+2模式。
4、新高考3+1+2在不同省份的开始实施时间是不同的。在河北、辽宁、江苏、福建、湖北、湖南、广东、重庆，是从2018年开始实施的，2021年高考为新高考+1+2模式。
5、年秋。根据查询吉林市教育局官网得知，吉林高考改革3加1加2从2021年秋季入学的高一年级学生开始实施，2024年将进行首届新高考。
6、年。根据查询江西教育局显示。高考综合改革将于2021年秋季正式启动，即从2021年秋季入学的高一年级学生开始，学业水平考试分为合格性考试和选择性考试。2024年实行“新高考”。所以江西高考改革3+1+2从2024年开始。
1、全面深化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行的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2、全面深化改革是指：革新经济体制，完善经济体系，把国家发展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全面深化改革是完善政治体制，破除体制内弊端，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点。
3、全面深化改革，首先是改革，也就是肯定改革，明确改革，而不是否定改革。是明明白白要坚持改革这个大方向，坚定不移地走改革的道路，不存在走回头路的可能。这看起来简单，实则是一个历史的大命题。
4、深入准确理解全面深化改革，首先要放在改革开放的大历史中来看。全面深化改革不是一个新词，党的十三大以来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曾提出全面改革、深化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关键在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涵盖15个领域、60个具体任务，改革力度前所未有，体现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敢于碰硬、勇于担当的大气魄。方向已然明确，号角已然吹响。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
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是要进一步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进一步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当然，这不仅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我们过去的改革强调政企分开。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
来源：经济参考报
记者 向家莹
中小银行改革再度迎来小“高潮”。2024开年，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同意筹建3家省级农商行，自2023年12月以来，已有超10家中小银行获批合并重组。业内人士表示，重组有利于集合中小银行优质资源，同时理顺股权结构、强化公司治理。根据金融监管部门释放的政策信号，后续中小银行改革化险将继续提速，通过“一省一策”“一行一策”“一司一策”的方式制定风险处置方案，以进一步压降高风险机构数量和风险水平。
2024年伊始，金融监管总局官网披露信息显示，同意筹建3家省级农商行，具体包括：同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基础上组建农村商业联合银行，机构名称规范为“广西农村商业联合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同意筹建四川农村商业联合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同意筹建海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包括省联社在内的中小银行改革是2024年金融改革的重头戏，也符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关于‘及时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的要求。”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接下来还会有其他省份的改革方案陆续获批，预计以省级农商联合银行为主，部分地区会采取省级农商银行模式。
记者注意到，近期中小银行合并重组并不鲜见。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告梳理，2023年全年，宣布进行解散重组的银行多达30余家。
谈及中小银行合并重组整体呈现加速态势的原因，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指出，重组有利于集合众多中小银行的优质资源。他表示，合并重组扩大规模的同时缩小了单个中小银行在技术、人才方面的比较劣势，提高了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同时，合并重组也是对股权结构、治理结构的重新设计。
“一般来说中小银行通过合并重组，有助于提升区域市场集中度，减少同业同质化竞争，增强市场议价能力，同时降低经营成本，优化内部业务结构，提升综合创新能力和经营效率。”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分析称。
业内人士普遍预测，包括农信社改革在内的中小银行改革将进一步提速。据了解，除此前落地改革方案的浙江、辽宁、山西、河南外，广西、海南等省区农信社改革化险方案已获国务院批准，且两地正在加快推进省级机构组建。其他省区正在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抓紧完善农信社改革化险方案。
业内人士指出，中小银行的合并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中小银行整合后，要在做“大”的同时做“强”。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表示，中小银行整合最终的目的是为中长期可持续发展创造空间，为高质量发展创造条件。中小银行从规模至上转向质量优先，逐步构建资本集约式的经营管理机制，此外也应优化业务结构，利用区域优势、客户特点走差异化发展道路。
光大证券（维权）金融业首席分析师王一峰也表示，合并重组不是“一并了之”，除了形式上的整合，更重要的是中小银行应在内部管理层面上进行整合，并妥善解决人员安置、网点设置、机构间的运转磨合等，真正提升机构竞争力。
来源 国家发展改革委
新年伊始，继“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后，1月9日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与智昌集团、物美集团、新华锦集团、科达自控、钰鑫集团等民营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深入了解企业家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和真实感受，认真听取相关企业建议诉求，持续推动解决民营企业反映的实际困难，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5位民营企业家详细介绍了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行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困难问题，并提出了具体意见建议。同时，企业家们纷纷表示，当前中国经济正在回升向好，市场需求和预期不断改善，企业对2024年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郑栅洁对企业家们提出的具体诉求和政策建议逐一进行了回应。他表示，企业对经济冷暖的感受和判断是我们分析研判经济形势、研究制定政策举措、开展宏观调控的重要参考，企业家们不断奋斗、永不言败的精神值得充分肯定和大力弘扬。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认真梳理参会企业家们的意见建议，建立好跨地区跨部门协调解决问题的机制，立足全局，举一反三，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力度；发挥好各级发展改革部门与民营企业常态化沟通交流和解决问题机制作用，认真倾听民营企业真实声音，持续解决民营企业具体诉求；梳理已出台政策并加强政策执行落实，做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政策的一致性评估；与有关单位一道，积极开展对青年企业家的系统性培训，厚植人民情怀、家国情怀，更好传承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辰昕，办公厅、民营局主要负责同志参会。
应该不会下课，支持姚明！置信体育总局比局部球迷要理性的多。让一个人下课很容易，特别是中国这样的管理体制。但是找一个胜利的替代者这太难了。
曝姚明或将下课离开篮协，圈内也传出一些消息，姚明或卸任中国篮协主席职务，但这则消息尚未实锤，显然，悬念已经升级了，一旦姚明离开篮协主席位置，那CBA恐怕要翻开新的一页了。曝姚明或将下课离开篮协。
我认为集体抗议有可能但是总局并没有发声。在体育界，因为战绩不佳被下课的屡见不鲜，因为这样一来可以平息大众的不满，二来也可以给继任者施加压力，两全其美的办法，当权者当然屡试不爽。
专业人士负责专业事务真的不一样。姚明成为篮协主席后，我们中国篮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篮球联赛比以前更加专业，篮球青年训练体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未来的十年里，我们相信中国篮球会有新的发展。
姚明确实是让伤病给毁了，他的成功是因为增重，失败也是因此增重。姚明的好胜心，不会因为受伤作为借口。不要以为联盟只有科比能带伤训练，姚明一样能做到。即使他脚上打了石膏，也得坐在椅子上练习罚篮。
所以姚明上台之后就在积极地寻求改变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对CBA联赛的改革。现在CBA联赛引入了很多的外籍球员，他们很多都是在NBA联赛中打过比赛的球员。
保持改革，中国篮球值得期待在姚明的CBA改革政策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展现了自己的能力。中国男篮也有了更多的优秀人才可以选择。在这一批年轻优秀球员的成长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男篮的未来是有希望的。
在中国篮球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姚明当选为中国篮协新任主席。姚明出任篮协主席后，中国篮球近年来有哪些重大改革和决策？先不说姚明出任篮协主席后损失了多少代言和人民币，只说姚明出任篮协主席后的改革和决策。
我认为姚明对于中国男篮的改革算是失败。虽然姚明在运动员时期收获到了很多的掌声，但这并不代表姚明是一个很优秀的篮协工作人员。
在本次会议上，姚明宣布了三大重要决定，首先就是要进一步推进国内篮球改革，让更多的地区的篮球组织加入他们的生态系统中。
随着2024年的到来，中国分税制改革迎来30周年。
1994年1月1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正式实行，意味着中国财政体制从“分灶吃饭”走向分税制。分税制改革也被认为是中国后来数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制度基础之一。
站在分税制改革3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中国财政学会副秘书长冯俏彬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用“马前卒”来形容财税改革的重要作用。她表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实际上是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如果把市场经济的改革理解为一个不断释放微观主体积极性、创造性的过程，财政体制在其中始终起着核心和枢纽的作用。
分税制改革解决了哪些问题？为何要在当前谋划新一轮财税改革？新一轮财税改革又该如何展开？
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冯俏彬表示，中国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主要通过放权、经济利益的调整来激活微观主体活力，农村和企业改革中使用的承包制改革逻辑后来延伸到政府的财政关系中，这是当时实行的“分灶吃饭”财政体制。但到了1994年前后，中央财政变得非常困难、甚至出现中央向地方借钱的怪事。“当时改革的目标是提高两个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分税制推出以后效果非常好，不仅达到提升两个比重的目的，而且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为此后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冯俏彬指出，分税制的核心包括“三驾马车”，一是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二是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三是转移支付制度，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支持，力图创制出一个规范、稳定、能极大地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的中央地方财政体制。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认为，分税制改革集中了中央财力，有力提高了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同时，建立了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有效地降低了区域财力差距，助力推动区域均衡发展和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此外，配套的税收制度改革等理顺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维护了统一大市场，避免了区域分割；初步理顺了中央和地方关系，稳定了中央和地方的预期，从形形色色的包干制进入到稳定的中央地方关系阶段。
回看30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完善，以解决不同时期经济社会的不同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税收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杨志勇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按照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目标要求，预算管理制度、税收制度、政府间财政关系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适应了新时代发展的需要。
冯俏彬特别指出，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在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方面有了较大的进步，“有十几个领域都出台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清单，这不管在学界还是实务界，大家都是比较肯定的。”
新形势呼唤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近年来，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财政收入也告别高速增长，加之房地产市场低迷、大规模减税降费，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乏力，但与此同时，财政支出持续增加，地方政府收支矛盾加剧，一些地方政府面临债务风险。
冯俏彬表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要突出问题导向，要关注近年来财税领域和经济层面的突出问题，前者主要包括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过大、地方财政困难、地方政府性债务三方面问题。她特别提出，地方财政困难应当是启动新一轮财税改革最直接的引线。
在经济层面，冯俏彬认为存在五个方面的突出问题：经济面临持续下行压力，地方激励不足，地方政府间过度竞争、内卷式招商，如何让消费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力量，如何适应并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关于数字经济的影响尤其需要关注的是数字经济的虹吸效应，大量消费从偏僻的中西部地区吸引到数字经济注册比较多的东南沿海地区，这带来中西部地区的税源流失。对于这一问题，地方的反映比较强烈。”
“谋划新一轮财税改革要超出财政本身，从经济或者当前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出发，看其对财税体制改革提出了什么样的新要求，要在前瞻视野下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这具有更加重大的现实意义。”冯俏彬说道。
钟辉勇认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支出的效率和透明度，确保财政资金更加注重投入到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增强地方财政可持续性，解决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问题，探索更加多元和可持续的地方财政收入来源；应对潜在的财政风险，包括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确保财政的长期稳定。
新一轮财税改革如何开展
在受访专家看来，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毫无疑问要坚持分税制基本框架，改革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
冯俏彬认为，改革的主线是进一步完善分税制，重点应当集中于财政体制，即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问题。
“对于任何一个大国来说，只要实行市场经济，分税制是常用的财政管理体制。”杨志勇表示，新一轮改革需要保留现行体制的合理成分，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具体改革方案。
杨志勇认为，进一步完善分税体制的关键是如何健全地方税体系。需要重新认识地方税，只要是税收收入归地方政府支配的税收收入，就应该算地方税，健全地方税体系也应该在此基础上进行。未来地方税体系的健全还取决于税制改革的进展。有什么样的税制，就会有什么样的分税体制与之相对应。
健全地方税体系，是当下讨论较多的改革方向之一。罗志恒认为，要更加务实地构建基于共享税为主体的地方税收体系而非地方税种体系，由于地方失去了营业税这个主体税种，地方收入的主要构成是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共享税，因此对于构建地方税种体系产生了较大冲击；与其陷入地方税种体系中，不如更加务实地构建地方税收体系，即以共享税为主，能够实现中央地方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是另一项关注重点。罗志恒指出，近年来财政形势的核心症结在于有限财力与无限支出责任的矛盾，这一定程度上源于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越发不清晰，政府的兜底责任越发增加，具体体现为经济社会风险财政化，包括房地产风险财政化、金融风险财政化、社会风险财政化、超前承诺财政化等。因此，需要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界定政府职责与规模；深化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改革，逐步上收事权和支出责任至中央政府，减轻地方政府支出责任和财政压力，地方政府既无能力、也无动力办好外部性强的事权，逐步做实公共安全、食品药品监管、养老保险等事权的垂直管理和部门实体化。
如何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是新一轮改革要解决的另一重要问题。当前，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过大，且每年都在快速增加，趋势难以持续。
杨志勇强调，转移支付不只是简单地中央给地方财政资金，更重要的是应该确立起一套能够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转移支付体制。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过多，容易滋生地方等、靠、要等问题，不利于地方积极性的发挥。地方所获得的转移支付不足，同样不利于地方。
“改革可能面临很多挑战，包括政策制定的复杂性、利益协调、以及确保改革的平稳实施等。”钟辉勇说。
冯俏彬提醒，新一轮改革需要回顾过去，重温历史，例如，2015年前后中央致力于规范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行为，包括取消地方性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这一政策在推行中面临很大阻力，最终落实效果不佳。“对于这类政策可以重新加以关注。”